“東方雕塑”的精神表達（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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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甘肅日報

原標題：“東方雕塑”的精神表達

上世紀60年代，孫紀元、何鄂

在敦煌創作雕塑作品。

    一

    每年的4月，敦煌雕塑家杜永衛都要去戈壁灘上采集各種形狀的紅柳，這個時節的紅柳即將抽芽，柔韌度最好。

    當地人用來燒火做飯的紅柳到了雕塑家手里，究竟會派上什么用場呢？

    杜永衛帶著一捆紅柳枝條回到了他的雕塑工作室，三兩下就把它們剪裁捆綁成人體的各種形狀，粗壯的做軀干、彎曲的做手臂、細軟的做手指，再用芨芨草做肌肉……從就地取“柴”，到捆綁、定型、包扎，做成人體雛形，杜永衛按照敦煌古法完成了彩塑的第一道工序。歪七扭八的紅柳像被施了魔法，立刻變身為迷人的“敦煌菩薩”。

    上世紀70年代末，杜永衛考入敦煌研究院，師從雕塑大師孫紀元做石窟雕塑臨摹修復。從一些雕塑的殘肢斷臂中，他們發現了敦煌古代工匠塑造佛像的秘密：即用紅柳、楊木做好骨架，用蘆葦、芨芨草填充肌肉，用洪水留下的澄板土做塑泥，所有這些都可以在敦煌就地取材。

　　在敦煌的30多年里，杜永衛一直想弄明白：敦煌塑工究竟用了什么魔法，讓敦煌的柴草和泥巴獲得了永恒的生命？

供養菩薩像 莫高窟第328窟 孫紀元 臨摹

　　二

　　在眾神棲居的莫高窟，莊嚴的佛陀，睿智的弟子，低眉的菩薩，威武的天王……他們與壁畫一起成為世界藝術瑰寶，接受萬眾膜拜。

　　從北涼到元代，敦煌石窟留下了連續十個朝代的2400多尊彩塑，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東方雕塑博物館，其歷史之久遠，技法之高超，足以和希臘雕塑爭輝千古。

　　從十六國晚期到南北朝時期，是敦煌莫高窟生機勃勃的童年期。這個時期，敦煌造像的人物造型和藝術風格明顯受到古印度和西域藝術的影響。很快，來自印度的飛天與來自中原的羽人攜手飛入莫高窟，西域菩薩演變成竹林七賢，眉目清秀，身材修長。中原流行的“秀骨清像”風格，在莫高窟大行其道。

　　佛教藝術的中國化，從它一進入中國就開始了。

　　學者們注意到，在莫高窟里，沒有出現古印度極具色情意味的裸體雕塑。敦煌塑工用中國人的審美觀對遠道而來的佛教形象做了一番過濾和改造，成功地將中原人的面孔植入了佛陀形象之中。

　　這就是敦煌，它融合了西域的血脈，傳承了中原的基因，成就了獨一無二的容顏。

　　唐代45窟，一對冰清玉潔的菩薩塑像驚艷了無數中外觀眾，她們脅侍主佛兩旁，豐盈飽滿、體態婀娜，迷人的S形身材，將女性的嫵媚表現到了極致，堪稱敦煌菩薩塑像中的極品，被譽為“東方維納斯”。

　　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寫實主義者，他們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來源于生活，根植于現實人生。但他們并不嚴格按照人體解剖學來塑像，第130窟佛像身高27米，僅頭部就高7米，但從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頭的大小又恰好合適，這看似不合比例的設計卻很好地解決了觀眾的視角差，顯示出古人的高度智慧。

　　長期研究敦煌彩塑的孫紀元先生說：“中國的雕塑和外國的不同點，最關鍵的是外國的是寫實，完全的寫實，中國的是寫意，中國人不求形似，求神似。所謂的神，就是精神的表達。”

　　259窟北魏時期的禪定佛被稱為“東方的蒙娜麗莎”。但在達·芬奇的《蒙娜麗莎》誕生前，這身禪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一千多年了。

　　這是典型的東方微笑，一種過濾了苦難的寬容沉靜，一種覺悟后的淡定從容。

佛像 莫高窟第259窟 杜永衛 臨摹

　　三

　　孫紀元1953年美院畢業就來到了敦煌，這位曾得到劉開渠、錢紹武等大師真傳的雕塑高材生，到了敦煌才接觸到中國傳統彩塑。30多年里，他臨摹敦煌彩塑精品40多尊，對敦煌古代彩塑技藝爛熟于胸。位于敦煌市中心的反彈琵琶雕塑，就出自孫紀元之手，它已成為敦煌的城標。

　　與敦煌彩塑朝夕相處的幾十年里，孫紀元一直不明白，為什么中國的美術學院不用中國的菩薩像作素描課的教材，而一直沿用西方的石膏像？敦煌彩塑以及龍門、云岡石刻，什么時候才能成為中國美術學子臨摹的范本呢？

　　同樣的問題也困擾了敦煌美術大師董希文的弟子、中央美術學院袁運生教授，他認為中國美術學生從小畫西方石膏像，會影響他們一生的審美觀，到頭來，這些孩子就不知道什么是中國的美了。

　　從2003年開始，袁運生帶領考察組，用了近10年的時間，走遍了甘肅、山西、陜西、山東、河南、河北等全國文物大省的200多個縣，原大復制了大批古代造像精品。他想用中國古代雕刻逐步取代西方石膏像，做高等美術學院的素描教材。

　　只是，這些中國造像復制品現在都堆在教學樓的過道里，它們與高等美術學院的素描課堂近在咫尺，卻不能登堂入室。

　　隨著科技的發展，石膏、水泥、玻璃鋼等化工材料越來越多地取代了泥塑，材料的變革使得傳統的彩塑制作工藝逐漸被拋棄。從搭骨架、制泥、塑造一次成型的敦煌彩塑工藝，如今也被二次性的翻制工藝所替代。

　　在師傅孫紀元的鼓勵下，堅守敦煌的杜永衛一直在為敦煌彩塑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四處奔波。他覺得，敦煌特有的雕塑技法和藝術生命是任何現代材料工藝所不能取代的。

阿難、菩薩、天王像 莫高窟第45窟西壁龕內南側

　　四

　　1962年，何鄂剛到敦煌莫高窟上班的時候，雕塑大師劉開渠正在組織專家清查和銷毀莫高窟清代“丑惡”塑像。這件事對她刺激很大。

　　據孫紀元回憶，當時劉開渠帶人挨著洞子一一排查，發現清代人做的特別“丑惡”的雕塑，就給掛上“丑惡雕塑”的牌子，最后都砸了，用手推車推出去，倒進了宕泉河里。

　　每天鉆洞子臨摹彩塑的何鄂目睹了事件的全過程，她當時就暗自發誓：一輩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否則會被砸掉，會掃到歷史的垃圾堆里，這是遲早的事情。

　　在莫高窟日復一日的臨摹中，時常有一些疑團縈繞在何鄂心頭：為什么她已經準確地臨摹出了彩塑的外形，卻怎么都無法表現原作的神韻？許多敦煌彩塑明顯不符合人體解剖原理，為什么看上去卻很飽滿、很生動？

　　直到修復194窟力士的胳膊時，何鄂才悟出了其中的奧妙。194窟的力士像肌肉凸起，青筋暴跳，血脈賁張，恰如其分地表現了金剛力士力拔千鈞、氣吞五岳的英雄氣概。何鄂發現，力士張著的嘴里，好像有氣呼出來。古人居然做到這個程度，她簡直佩服得不得了。何鄂覺得，即使不符合解剖學，敦煌力士像也能與古希臘的《擲鐵餅者》一爭高下。(特約撰稿人 秦川 安秋)

　　“今天來看他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融進雕塑里去了，不然你根本沒辦法解釋為什么做得這么好！”何鄂深有感觸地說，“的確是無與倫比啊！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了千千萬萬的遺產，到處都是，它的精髓就倆字——創造。”

　　是的，創造。何鄂讀懂了敦煌遺產，抓住了敦煌藝術的精髓，她把自己的一生押在創造上了。

　　1979年，從敦煌走出來的何鄂創作了《黃河母親》，將她在敦煌石窟十幾年的所有體會和感悟都集中體現在這一經典形象中。這座雕塑一經問世就震驚了中國雕塑界，激發了億萬華夏子孫的家國情懷。

　　如今，《黃河母親》不僅成為蘭州的象征，也成為新中國雕塑史上最著名、最杰出的雕塑作品之一。

　　何鄂記得，一個美國代表團到蘭州黃河邊看了黃河母親雕塑后大為震驚，連稱“太完美了！”“太高貴了！”

　　因為，它代表著一個民族的高貴，民族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