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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術學院原雕塑系主任、著名雕塑家隋建國—
文、圖/ 廣州日報記者 金葉
隋建國做過12年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中國的寫實雕塑教學體系開始向現代雕塑乃至后現代方向推進,至今仍影響著全國各個美術學院的雕塑教學。對此,隋建國認為,自己作為一個“偏保守的改革派”,不過是完成了自己應該且能夠完成的使命。
體制內的身份之外,隋建國還被認為是“在觀念上走得最早也最遠的中國雕塑家”,他的雕塑作品頻頻出現在西方國家的城市中。一個雕塑對于一座城市的意義何在?隋建國在國外的實踐經歷,為我們的城市公共雕塑設計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參考。
談
教學改革
寫實傳統之上 提供更多方法
廣州日報:您1997年當上中央美術學院(以下簡稱“央美”)雕塑系系主任,同年就啟動了教學制度改革?
隋建國:1949年以來,中國的整個藝術教學都是以寫實雕塑為主,比較單一。改革開放之后,這種單一的教學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時代需要了。我從1997年開始做央美雕塑系主任,一共做了12年。我用八九年的時間率領雕塑系的老師一起改革了雕塑系的教學。在保留了原來寫實雕塑的傳統和技術的基礎上,我們引入了現代雕塑的課程,比如現代材料課里面還分石雕、木雕、鑄造、焊接,包括立體構成、電腦、公共藝術……學院的雕塑教育一下子變得多元化,學生有了更多選擇。過去,甚至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的教學一直在說要“因材施教”,可如果你提供的方法只有一種,怎么因材施教呢?只有給予更多方法,給學生更多的選擇,他們才能找到更適合自己的成長道路。
廣州日報:這是“在保留了寫實雕塑傳統和技術基礎”之上的改革,是不是也做了些妥協?
隋建國:我們當時在世界范圍內做過調研。歐洲在上世紀70年代就基本把寫實雕塑掃地出門了,教學全部是抽象雕塑和后現代雕塑;美國公立學校也是如此,但一些私校有很強的個性,比如有的會非常保守,但保守得有特色。而東亞文化圈,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跟我們目前的情況都比較接近,就是三分之一寫實雕塑,三分之一現代雕塑和三分之一后現代雕塑。雖然這個比例和歐美不太一樣,但我認為卻是比較恰當的。
西方的文化一直是對抗顛覆式發展,即新潮流取代老潮流,新觀念滅掉老觀念。但東亞文化圈,受到傳統漢文化影響,整體是傾向保守的,甚至更推崇古代。所以,我們不傾向以特別對抗的方式來進步,而是希望兼容并儲的進步。
而且,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前輩們去歐洲把寫實藝術搬到中國來,其實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進程。當時西方的寫實藝術對我們中國人乃至亞洲人來說,都是新東西;到了二十世紀后半葉,更迅猛的西方潮流帶來了抽象藝術和觀念藝術。但亞洲人在接受這個更新的事物時,不太可能像西方人那樣,把還沒消化完全的寫實藝術掃地出門,而是同時保留下來。這就導致了今天整個東亞雕塑界的現狀—保留部分寫實雕塑,把它和現代雕塑和后現代雕塑放在了一起。
廣州日報:西方和東亞這兩種不同的特質,有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呢?
隋建國:這些年來,受中國當代藝術崛起的影響,西方的寫實藝術也有所回潮。其實中國85新潮”之后的中國當代藝術,相當一部分都是借助寫實手法。西方也發現了這一點,所以他們也在反思,寫實藝術不是完全不能用的,它也可以表達當代人的思想。
理性改革 做一個偏保守的改革者
廣州日報:我們看到一個現象:目前國內大部分一線雕塑家,其實還是做具象雕塑的為多,像您這種完全走向觀念的藝術家其實并不占主流?
隋建國: 這跟中國的文化環境有關系。中國處在一個從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型的過程中,所以當代的中國人還是更喜歡具象的雕塑。有社會接受面,藝術家就會去面對這種需求。
現在看整個中國雕塑界,我們這代人基本上以觀念藝術為主,但我們的下一代—就是跟我們差了十來年的一批人,做寫實雕塑的多。但比這些藝術家再晚十來年的一撥年輕藝術家,反而是繼承了我們的衣缽,開始完全走上了觀念藝術這條路。我相信隨著全球化的潮流,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觀念藝術會越來越深入人心。因為它更自由,更具有革命性,更適合每個藝術家的個性發展。它跟整個后現代文明的狀態是有關系的。
廣州日報:作為體制中人,改革過程中,您覺得自己特別想做,卻沒有做成的事情是什么?
隋建國:作為一個學校領導或者系領導,其實并沒有多大的權力去選擇最優秀的人才組織教師隊伍;而我只有當了系主任,才能去實施改革。但實際上,改革不僅是學院領導,還應該是所有教師的要求,也是學生的要求。理想的狀態應該是,任何一個普通的教師,都應該有權利在自己的教學范圍內提出自己的想法,進行實驗,但事實上,這很難做到。
我覺得,我的改革基本上算是實現了一代人的想法??傮w說,我算是一個改革派,或者說是一個偏保守的改革者。但再保守也得改革,不過是做得穩妥一些。事實上有時候你太激進反而會引起倒退,我認為改革應該是一個理性的過程。
談
城市雕塑
根據不同文化背景 設計適合城市的雕塑
廣州日報:您的雕塑目前進駐紐約中央公園。在西方很多國家,城市雕塑都是城市氣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很多人會覺得國內的城市雕塑比較丑。對于這種評價,您認可嗎?
隋建國:1991年時,我曾經問劉開渠先生:1984年以來,中國的城市雕塑運動也開展七八年了,可仍舊是泥沙俱下,問題出在哪里?劉先生說,因為是剛剛開始,雕塑家沒有經驗,城市管理者也沒有經驗,過幾年希望就會好起來。但是現在離當年說話的時間又過去25年了,好像并沒有特別大的改善。
中國這二三十年來的城市建設,是很重視城市雕塑的。人們普遍接受一個常識,那就是城市雕塑非常提升城市品質,所以這方面的努力是有的。不過,我們的篩選和參與機制,不像歐美國家那么成熟。比如我的作品這次進駐費德曼廣場,是經過一個專業人士組成的專家委員會的推薦。他們有成熟的信息和推薦渠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費德曼廣場歷年所展的雕塑,基本都是近幾年在全球比較活躍、比較有影響力的藝術家作品。
廣州日報:在西方,一個成熟的城市公共雕塑工程的流程應該是如何進行的?
隋建國:我三年前接受了荷蘭一個小城市的委托,為他們做一個公共雕塑。這個城市計劃用十年時間開發一個新社區,那兒的文化學者和議會希望讓這個區域慢慢產生自己的本地文化,讓新移民有共同的話語。他們想出的辦法就是每年立一個公共雕塑,讓這個雕塑成為小區新居民的共同話題。
為此,開發商和政府共同出資成立一個基金,并成立專門的委員會,負責挑選藝術家。而藝術家的方案要在社區公示,充分征求意見。這個過程持續半年,居民有充分的時間來表達他們對這個作品的看法,最后投票決定。
三年前,這個雕塑委員會的人在荷蘭的一個美術館看了我的作品后覺得不錯,又恰好他們正在籌劃第十件作品,于是和我聯絡。我覺得他們的計劃有意思,就答應了。
2012年年底,我去了荷蘭他們的社區。他們想把我的作品放在社區最核心地段的一個小湖當中。而我的想法是從這個湖中撈一粒沙,將它放大,放在湖泊中,是為《荷蘭的山》。
我專門面對他們的議會,像做一個講座一樣詳細闡述了我的創作理念。然后,他們又把我的想法做成圖片,貼在社區里,征求意見。他們特意在當地的小學里找了五個小孩和我一起撈沙子。他們的市長在和我吃飯聊天時說:“這五個孩子一定會跟自己的父母、老師、同學說他們做的這件事,而他們的父母、老師和同學又會跟他們的親朋好友說。您的雕塑概念由此就會在社區中傳開。”
去年9月份,我徹底完成這個作品,帶著工人去現場組裝。揭幕那天,市長來了,幫我撈沙子的五個小孩和他們的父母也來了,大家都特別高興。整個社區的十年計劃在我的作品這里畫了一個句號。
這件作品歷時三年,而在完成之后,他們專門建立的基金會也就撤銷了。
廣州日報:通過這個例子,我發現在一個公共雕塑的設立過程中,藝術家、公眾、政府部門都參與了進來,進行了良性的互動。
隋建國:是的。其實咱們不一定要照搬人家的方法,可以根據我們每個城市、每個社區不同的條件和文化背景來找自己的辦法。關鍵是您想不想這么認真地去做一件事,用三年的時間來完成一個城市雕塑。
廣州日報:藝術是講究個性化的,但是城市雕塑又是一個公共作品,是“強迫的藝術”。您作為藝術家,如何權衡城市雕塑公共性和藝術性之間的關系?
隋建國:作為公共雕塑,最起碼要有藝術性,在中國,就是說至少得是一個成熟藝術家的成熟作品,否則,放在公共空間不合適。但這只是一個最低要求,最高要求就是藝術性和公共性得形成辯證關系。公共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品要和放置其中的公共環境產生關系,藝術家必須要考慮到這個環境具體的文化背景和文脈;二是要考慮到公眾參與的可能性。公共雕塑不能只是藝術家個人的見解,得讓公眾參與進來,和藝術家產生交流和互動,由此也提供了產生新的靈感和創意的可能性。